上海这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曾是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这条石库门里弄名字有何

上海这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曾是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这条石库门里弄名字有何深意？

建军节

致敬最可爱的人

你知道吗？

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的成立地

在静安区新闸路与大田路交汇处

有一座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

这座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让不少第一次踏入的参观者疑惑的是

中央军委既非在这里成立

也非从这里撤离

为何会在此地成立纪念馆呢？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今景

新闸路613弄12号

△新闸路613弄12号系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一句话足以解疑答惑：1928年至1929年间，这里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直至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等军委同志在这里开会时被捕。

杨殷

彭湃

颜昌颐

邢士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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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远里弄口旧景

“王一飞、颜昌颐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

在早期中共中央军委历史中，王一飞颇值得关注。

王一飞是浙江上虞人，他为了求新知谋新生，于1919年春来到黄浦江畔。翌年10月，经同乡胡愈之介绍，他进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沪创办的外国语学社。曹靖华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他不仅结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心中的信仰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很快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至初夏，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等三十余名学员相继离开外国语学社，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春，王一飞成为中共党员；后来，根据党的安排，他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聂荣臻为同期同学。

1925年8月下旬，在苏联学习军事的王一飞、聂荣臻、叶挺、李林、颜昌颐、奚佐尧等二十六人奉命归国，由组织分配工作；9月初，中共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会见他们。随即，王一飞鉴于党内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越来越多，中共中央需有一个部门负责和协调这方面工作，遂向陈独秀建议设立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得到赞同。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规定“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继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提出应设立中央军事部，承担系统的军事工作。由此可见，党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逐步加强对武装工农、争取并改造旧军队的领导。《聂荣臻回忆录》提及：“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由王一飞负责。”

1925年12月，王一飞结束为期两个月的中共上海区委代理书记工作，回到负责筹建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岗位，并曾悉心举办通信技术训练班培训干部，积极筹措资金购置电信设备。

“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张国焘兼任部长，成员有任弼时、王一飞（兼任秘书）；因张国焘同时还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事部主要工作实际由王一飞承担（至9月他作为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赴北伐江西前线视察）；1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年底，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率一些军事干部由粤抵沪，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曾暂住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

1927年2月23日晚，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准备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成立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的起义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周恩来是成员之一，并担任下设特别军委书记；随后，又明确周恩来为起义总指挥。经周恩来推荐，年初已由鄂返沪的王一飞与中共上海区委主要领导一起参与负责起义准备工作。

周恩来为了培养起义军事骨干，特意从已抵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参加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委员会，负责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同时，又调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彭干臣，参加南市起义指挥部工作；另外，鉴于沪东军事骨干缺乏，还调来从苏联归国的具有军事知识的徐航安，担任沪东工人纠察队总指挥。这对提高工人纠察队的军事素质，起到很大作用，侯镜如曾回忆：“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

经积极筹划和周密部署，周恩来于3月5日向党的特别委员会报告“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若定。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六个地区的起义进展比较顺利。例如，根据党的特别委员会安排，王若飞于1927年3月中旬深入南市总指挥部，主持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3月21日中午，在王若飞等指挥下，南市工人纠察队员以小南门救火会警钟为信号，分几路向南市警察署、大东门淞沪警察厅、高昌庙兵工厂等目标发起猛烈进攻，至傍晚，南市全境被攻克，起义在这里首先取得成功。最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

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今宝山路584号）被敌军作为重要据点之一，由于结构坚固和火力强大，一时难以攻下，周恩来闻讯前往侦察地形，指示对此处可暂时围而不打，进行喊话促降；3月22日下午四时许，守敌因援兵久盼不至而慌乱，工人纠察队一举拿下该据点，总指挥部随即迁入这幢楼内办公，周恩来下达向直鲁联军上海头目毕庶澄坐镇的北站发动总攻的命令。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虽以北洋“骁将”自居，但见势不妙便逃往租界，到下午六时，剩下的敌垒全被铲除。起义胜利后，组成了临时市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我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高峰，也是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辉煌成果。

“经涉远途，作长远谋划”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央军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培养军事干部、收集相关情报，开展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关头，它为制定各地起义计划、选派干部赴各地组织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发挥了卓越作用。

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重新建立中共中央军事部，下设军事委员会作为对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和建议的机关；192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下建立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决策机关，所以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一度并存。193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合并，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经远里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在1928年至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设于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今新闸路613弄12号），这是典型的石库门里弄住宅，有人们熟悉的天井、客堂、灶间、亭子间、晒台等。那时，经远里住户复杂、流动性大，又位于租界，适合开展地下工作；周恩来、杨殷、彭湃等常在此开会，二楼逼仄的亭子间就是会议室，内仅置一张小桌、四条长凳，桌上放着一副麻将牌，以防警探搜查。

△ 开会所用的麻将桌与长凳子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关于红四军遭强敌尾追的报告；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信中，要求毛泽东、朱德尽快安排分散部队，赶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8月24日下午四时许，由于叛徒告密，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警车呼啸而至，正在经远里1015号开会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军委主任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彭湃、颜昌颐，兵士科科长邢士贞和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被捕。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敌人押解途中阻击囚车；因枪支准备耽误时机，营救未能成功。

被引渡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杨殷、彭湃等坚贞不屈，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所思所想只有党的事业和同志的安危；在写给冠生（周恩来）的信中，他们说：“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8月30日，他们英勇就义。如今，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客堂的案桌上，一台老式台钟指针仍定格于“军委四烈士”被捕的时间，他们的英雄浩气也将永存。

△彭湃、杨殷写给党中央的最后一封信，“冠生”即周恩来

虽经历挫折，但党的军事工作继续推进。192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抵沪的陈毅详细汇报红四军情况；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与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央致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陈毅带回红四军进行传达。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把“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还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与组织制度。

△《红旗日报》1930年8月30日

“纪念着血泊中我们的领袖”专栏

1930年8月30日，军委四烈士牺牲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以“冠生”为笔名撰写的文章《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刊于头版“纪念着血泊中我们的领袖”专栏。文章称，“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杨殷、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牺牲，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周恩来还勉励同志们道：“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