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寒门的左仆射刘穆之
刘穆之（360～417年），字道和，小字道民，是东晋末年大臣、汉高帝刘邦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因刘穆之一族在东晋时名微势弱，成了寒门人士。刘穆之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但刘穆之家族很早就从莒县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在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刘穆之的祖上没有在曹魏和西晋时期取得显赫的地位，自己又没有参与到当时的显学玄学里去，而是诵读儒家著作，这在当时是根本无法融入到门阀士族社会里的，也不会受到门阀士族的重用，只能沉居里巷，怀才不遇。
刘穆之年轻时喜欢读书，以博览群书，通晓多种知识著称。东晋时期，寒门人士要想入仕，就必须得到世家大族的提携和引荐，但就算这样也只能担任一些不入流的小职位。刘穆之尽管在京口一带颇有名气，但是根本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和任用。江氏家族在京口为显赫旺族，琅琊内史江敳(yǐ)的父亲江虨（bīn），官至吏部尚书、右军将军、尚书仆射等要职。刘穆之的才能为江敳所赏识，被聘任为建威将军府的主簿。主簿也就是幕僚，魏晋时多由大臣自行招募，主管文件档案印鉴和出谋划策等职责，由于主簿职低位卑，大多数人往往终身无所成就。刘穆之后来娶了江氏家族江嗣的女儿为妻，其目的是想借江氏之助力以求仕途通达。没有想到，江氏家族认为刘穆之只不过是个主簿，根本就瞧不起他。
说到刘穆之，必须要谈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也就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的那个刘寄奴。谢安当年让侄儿谢玄组建“北府兵”，刘寄奴从军后来转入北府兵，逐渐成了北府兵名将。五胡乱华后，特别是东晋末年，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各方政治力量纷纷崛起，各色政治人物也崭露头角，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东晋门阀政权的统治摇摇欲坠。公元399年，南方次等士族孙恩召集数百人在浙江上虞起事，会稽郡、吴郡等八郡皆叛晋响应，孙恩部众几十万人，声势浩大。而后其妹夫卢循、徐道覆起兵响应， 到411年最盛时占有东晋半壁江山。王羲之之子王凝之、谢安之子谢琰、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黄门侍郎谢冲等大批南方士族先后被杀，南方士族势力遭受重大打击。
当时，长江中上游各州、郡方镇自恃武力，互相兼并，完全脱离了建康朝廷的掌控。桓温之子桓玄依托桓氏几代人的基业，依仗自己都督江州、扬州及豫州等八郡诸军事。率江州刺史等先后杀死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在东晋末年门阀士族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足以颠覆晋廷的政治军事势力。402年，桓玄羽翼已丰，于是诱降了北府兵首领刘牢之，杀死东晋昏庸当政的司马道子及司马元显、庾楷、司马尚之等人，随后又除掉了刘牢之，北府军成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桓玄掌控朝政，获封楚王，并打算篡夺皇位。
刘牢之死后，刘裕很快成了北府兵的首领。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人密议招揽人才，商议共同起兵。联合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等27位将领，率众起兵讨伐桓玄，占领京口后向何无忌问及自己主簿人选，何无忌推荐刘穆之担任。刘裕大喜，当即聘为主簿。刘裕在刘穆之的策划下，迅速攻克京口，被众人推举为盟主。移檄京邑（指建康，今江苏南京）。很多事都是在刘穆之危急时刻仓促决定的，但处理的得十分妥当。刘裕凡事都征询刘穆之的意见，刘穆之的意见也很正确可行，因此，刘穆之逐渐成了刘寄奴的心腹和智囊。不久，刘裕升刘穆之为纪室录事参军（相当于检察和参谋），兼领堂邑太守。后来又因平定桓玄的功勋，封西华县五等子。
刘穆之与刘裕之所以珠联璧合，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刘裕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政治谋略和理政人才。刘穆之则是一介寒士，除满腹韬略外几乎一无所有。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依附他人、借助别人的力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刘穆之和刘裕能够取长补短、互相契合，也正是给予了这一点。刘裕见到刘穆之，非常高兴。他说：我们刚举义旗，尽管符合道义，但是困难很多，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许多事情都需要一一建立完善，这就需要你来负责组织安排诸多事宜。可见刘穆之初来咋到，尽管主簿这个官职不太大，但权利却不小。属于委以重任，所以刘穆之心存感激，愿意为刘裕卖命、效力；
其次，刘裕和刘穆之出身同为低等士族，门第背景相近，又同住京口，属于正宗老乡。他们之间没有士庶的隔阂，有天然亲近感，容易互相信任。刘裕主要负责行军作战，许多繁杂琐碎的事物交由刘穆之负责。特别是初入建康后，很多疑难和重大事务性工作都需要刘穆之处理。刘穆之安排的井井有条，处理得妥妥当当。刘裕自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刘穆之青眼相加，逐步信任。刘穆之则感激刘裕的信任，又见自己安排处理事情，刘裕从不横加干涉，无论大小都由自己决定。因此，许多事情全由自己的想象和更好的发挥。比如，刘穆之见东晋政令宽泛废弛，纲纪法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刘穆之仔细研究当时状况和当前形势，制定了相应法条。刘裕则以身作则，带头垂范并加以管束，官风民俗大为改观，朝廷上下、内外无不面貌一新，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史说：“刘裕以身示范，先以威严约束宫廷内外，百官认真供职，二三日内，朝廷风气为之大变”。当然，刘穆之心存感激，更愿意为刘裕出力。总之，在刘穆之主持下，百废俱兴，民心思定。这一切更让刘裕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刘裕当然对刘穆之刮目相看。
第三，刘裕是一代雄杰，桓玄称其为“足为一世之雄”，还曾对司徒王谧说过：“刘裕气度不凡，是人中豪杰”。只有刘裕这种有统一天下志向的人物，才可能有识才、用才、尽才的胸怀，才能够帮助刘穆之实现自己政治目标。刘穆之确实是一个谨慎、精明、能干之人。他在担任内府总管期间，军械储备、粮草运输、军援准备，伤病安置等花了大量心思。刘穆之基本做到了当机立断，处理得当，化繁为简，一切如行云流水，没有发生过堆积迟滞的事情。你说刘裕能不满意吗？因此，刘裕愿意将更多、更大的事情交给刘穆之去做。他认为，只有刘穆之所做的事情才能让他更满意、更放心。
第四，刘裕率北府诸将京口起义，攻克建康，赶走了桓玄，树立起恢复东晋法统的旗帜，登上了东晋政治舞台的中心，为刘穆之等次等士族发挥政治才能提供了条件。刘穆之接手的往往都是及其繁杂事物，原因千头万绪，过程繁琐无比。刘穆之总能从繁杂事务中理出头绪，很快处理清净。据史载：刘穆之竟然能一心多用，眼看文件，耳听汇报，手做批示，口答提问，而且互不混淆。全都处理圆满得当。刘穆之喜欢交友，对人毫无怠慢。还喜欢利用闲暇时间，亲子抄书，参阅古籍，勘校错误。
刘穆之协助刘裕时年岁已大，认为如果不果断出山，等到刘裕羽翼丰满，新朝聚齐，恐怕那时候再出来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了。对刘裕而言，他和刘穆之都是东晋门阀制度下的被压制者和受害者。因此有相互联合的天然性和必然性。刘裕要想改变士族专权、门阀制度的旧格局，重建新的皇权政治，就必须团结次等士族文臣、武将和人才来共同抗争压制者。刘裕对刘穆之爱护有加，更多地给予优厚条件，尽量满足其需求。刘穆之则对刘裕忠心耿耿、毫无保留，尽最大能力辅佐他完成其共同事业。刘裕亲眼见到刘牢之为什么被杀，当然不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到高等士族人手里，他的目标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刘穆之为代表的次等士族文人在东晋门阀政治体制下的被压制下，恐怕永远没有自己的出头之日，因此，这些人愿意积极支持刘裕取代晋朝，以谋求自身命运的改变。
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三年（407年）腊月，与刘裕关系亲密的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王谧去世，按地位和声望应该由刘裕接任。主持朝政的刘毅既不想让刘裕接任此地，又害怕刘裕以录尚书事身份坐镇中枢。次年（408年）正月，刘毅建议由中领军谢混接替王谧扬州刺史，并打算让刘裕担任丹徒（今江苏镇江丹徒区）官职并兼管扬州事，而中枢事务则交由孟昶负责。刘毅派尚书右丞皮沈将这个建议通知刘裕。皮沈首先见到刘穆之，将朝中的情况和议论的情形简单对他说了一遍。刘穆之听后假装上厕所，暗中写了一张便条将这些告诉刘裕，还专门提醒刘裕千万不要接受这个建议。刘裕因此拒绝了皮沈。
皮沈走后，刘裕找刘穆之商量如何办。刘穆之分析说：“晋朝经历过司马道子乱政、以及桓玄篡权后，天命已经转移，晋主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您为复兴晋室，九死一生，功高德勋，好容易才获得今天的地位。刘毅、孟昶等人并不安心臣服在您之下，将来肯定会有一番争斗的。因此他们不愿意你入主中枢，害怕您将来对他们不利。您为什么要一再忍让，去做没有多少权利的地方官呢？扬州这个地方十分重要，将来是必争之地。上一次将它交给王谧只不过是权宜之策，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交由他人了。权柄一旦失去，想再次得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受人制约，将来若发生不测，就太危险了”。
刘裕接受了刘穆之的建议，在朝堂表明自己的态度。朝廷只好任命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兼徐兖二州刺史，并执掌朝政中枢的大权。为了避免他人闲话，刘裕随即辞去了兖州刺史之职。九月，因其部下刘敬宣伐西蜀谯纵无功，刘裕请求逊位，晋安帝不许，仅降其军号为中军将军，其他职位照旧。正因为刘穆之对刘裕推心置腹，刘裕有什么事情也不对刘穆之隐瞒。刘裕因此累升刘穆之职务，迁升为太尉府司马、堂邑太守等职。刘裕领兵在外时，刘穆之则留守建康，总掌朝廷事务。刘穆之后来再迁为丹阳尹、前将军、左仆射（相当于宰相）。
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北伐南燕，刘穆之随军出征，次年（410年）剿灭南燕慕容氏，获得大胜。同年（410年），卢循发动叛乱威胁建康，刘穆之、刘裕又率军回守建康平叛获胜。这两件事上都是由刘穆之在背后谋划决定的。因此，刘毅、孟昶等人特别怨恨刘穆之。他们经常在刘裕和晋安帝司马德宗面前说刘穆之的坏话，说给予刘穆之的权力太大、太重了。刘裕心知肚明，反而更加信任刘穆之，并提升刘穆之更高的官职。
刘毅表面拥戴，内心极度妒恨、不服从刘裕。刘裕尽管每此以宽柔对待刘毅，但是刘毅却越加骄纵跋扈。刘毅多次阻扰刘裕政令推行和人事布置；千方百计扩充实力，打算伺机打垮刘裕。朝廷任命刘毅为荆州刺史后，刘毅还霸占着豫州、江州等地，军政实力大增。义熙八年（412年）孟夏四月，刘毅联合其弟刘藩等人占据兖州，希望继续扩大势力到包括长江中上游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暗地密谋反叛。刘裕则在刘穆之等人支持下，于同年（412年）剿灭了刘毅等人。刘穆之鉴于江州、荆州凋敝残破，法令残缺不全，百姓疲惫匮乏，为赋税劳役所困，难以为生。刘裕在刘穆之建议下，下令减免这些地区的税役，并推广到了全国，同时将未作军用的州郡县的屯田、池塘、边塞之税，一律免除。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回家。
义熙十年（414年），刘穆之进位前将军。次年（415年）刘穆之加任为尚书右仆射，此后，刘裕率军西征北伐，刘穆之则坐镇朝廷中枢，保障军需供应。朝廷遴选、人士安排，已及刘裕府中大小事都由刘穆之决定。
义熙十三年（417年）季秋九月，刘裕灭掉了后秦，占领关中，并打算以关中作为根据地，决定继续进行北伐。冬月，得知刘穆之去世，享年58岁。刘裕决定结束北伐，回到京城建康，西京长安因此得而复失。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篡晋称帝，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赐谥号文宣。刘裕曾说：“穆之若果没有死，会助我治理天下的。现在贤人去世了，国家危殆了’。又说：“穆之死后，人们都开始轻视我了”。可见刘裕对刘穆之的思念有多深。刘穆之从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三年（404年）任刘裕军中司马开始，到司马德宗义熙十三年（417年）生命结束，前后不过14个年头。双方互相关怀、互为援手。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段时间是他们事业共同的辉煌时期。南朝·宋武帝刘裕凭借刘穆之的策划和帮助，一刀一枪挣回了自己的江山。刘穆之则在刘裕的帮助下，完成了由下层到“宰相”的华丽蜕变。可以说，他们二人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