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万历到崇祯皇帝年间的物价水平如何？
米价：崇祯三年庚午，年荒谷贵，民多菜色，郡县施粥赈饥···壬申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
自是而后，米价大约每以千文钱内外为率。
至十一二年见，钱价日减，米价顿长，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识者忧之，然未有若十五年春之甚者，时钱价日贱，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纹银五两，计钱十二千有奇，自此以往，米价以二三两为常。
豆价：田中所产，黄豆为常...黄豆之价，常年较米稍减，大约豆一石可准米八、九斗。
惟崇祯十四年辛已，早豆多而米少，粜米一石可籴豆二石。
麦子：崇祯十四年，旱。
十五年，圆麦每石价银六千，计银不下二两五六钱，小麦如之，大麦亦三四千文一石。
以上几点都来自于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所撰《阅世编·食货》，他是松江人。
从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1.粮食作物暴涨大多数与自然灾害有关；2.崇祯朝的灾害是真的多；由于他是松江人，一个渔民之乡所在地，粮食都如此紧张，如此昂贵，除了灾害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有的，为什么？邱浚在《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记载：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天下之民莫不皆然。
明朝后期，不仅经济作为，粮食商品化的程度也空前提高。
粮食产量的增加，为部分粮食转化成商品提供了前提。
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城镇及工商人口的增多，又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需求。
经济作物区及工商业发达地区大量需要输入粮食，粮产区则大量输出粮食。
江南一带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应天等府本来是鱼米之乡，我们从生活在弘治年间的邱浚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些地方已经不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反而需要依赖外地输入。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零《兵事策》记载：半仰给江、楚、庐、安之粟。
又得出：1.松江地区在明晚期始于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本身从产粮区变成了依赖外地输送粮食的区域；2.如果发生饥荒，这里的情况反而也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因为外部输入不足。
茅元仪在《掌记》卷5记载，他小时候每石白米不过银7钱，到了天启至崇祯年间，已经涨到超过1两。
他是浙江归安人，现在的湖州吴兴区。
明末清初人陆衡在《 啬庵随笔》卷3记载，他小时候米价每石只需银0.5-0.6两，万历三十六年发水灾，米价每石才银1.3两；到了崇祯十三四年，高达银1.6两。
他是苏州人。
根据《金罍子》一书所载，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京师闹大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时米价突然升至每石２．２两银子。
在整个明代，南京米价之贵，仅仅出现于嘉靖、万历两朝。
嘉靖二年，南京有旱疫之灾，死亡枕藉，仓米价翔，贵至每石值银１．３—１．４两。
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夏，又值荒疫，米价上涨速度很快，其中粳米每石价格升至２两银子，仓米亦每石值银１.５—1.６两。
不过，如此昂贵的米价，亦仅仅维持了一两月而已。
至崇祯十三、十四、十五年，更是遇到了明代近３００年来的最大灾荒，米每石升至３．６两银子。
这应该说是历史的最高价位，且米价仍上升不已，尤其以所属各府县为甚。
因为粮价不高，以往南京城的居民，从来不吃荞麦、大麦，然至此时，荞麦、大麦亦已升至每石值钱５０００文。
即使如此高的粮价，若与山东、河南斗粟值钱１万文相比，还算得上是乐国。
据《芸窗杂录》记载，崇祯十年（１６３７），苏州府的米价，其中冬粟米每石价银１．２两，白粟米每石价银１．１两。
如此粮价，时人已经感到大为可骇。
等到了崇祯十四年，糙米涨至每石２．２两银子，冬粟米更是高达每石２．５两银子。
如此飞涨的粮价，若是与万历年间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照明代普通民众的经济实力乃至心理承受能力，米价理应维持每石１两银子以下，超过每石１两，百姓生活就有压力。
谢国桢：《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当时地方政府为了平抑米价， 就将平价米的价格定为每斗值钱９０ 文， 折合纹银８ 分， 亦即每石０.８ 两银子。
其他产品的价格：沈榜《宛署杂记》宗庙和宫禁中分别记载：彘猪一口，价一两二钱；鸡三只，价三钱；樱桃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麻布一匹，银一钱；桐油、麻油四斤，银一钱二分五厘；叶梦珠在他的《阅世编》中记载崇祯时期的物价：幼闻木棉百斤一担，值银一两六七钱。
崇祯初，渐至四五两。
....吾乡海滨产盐，当崇祯之初，每盐百斤平秤约有一百二十斤，价钱不过一钱五六分，至十六年壬午夏，大水，价至每斤纹银五分。
豕肉：崇祯之初每斤价银二分上下；我们来谈下收入：沈榜《宛署杂记》中记载木匠的工食银是四两五钱，油漆匠是二两三钱。
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记载小贩秦重只有三两银子的本钱，街头卖一年油除了一年的日用开支，还能剩余三两六钱白银。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记载农民种田二十五至三十亩，且土地肥沃。
每年得米在七八十石之间，大概收入是35~40两白银间。
